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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知识产权局二级巡视员王小庆介绍，围绕重点产业和特色产业，按照“一标准+三贴近+三合一”要求，江西在全省各县区建立了261个知识产权基层工作站，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向基层延伸，形成相互衔接、上下呼应的知识产权综合服务格局，打通了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最后一公里”。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将“三个善于”融入执法司法全过程，以高质效办案厚植“三个善于”新理念，福建省检察院抓住开展“检察护企”“检护民生”专项行动这一契机，打出系列“组合拳”，部署涉企刑事“挂案”清理常态化、虚假诉讼监督、酒驾案件专项监督等多个“小专项”，引领推动一体履职、综合履职。
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称，1997年至1998年期间，被告人呼富吉、唐立霞以出卖为目的，拐卖郭刚堂的儿子郭新振等四名儿童；2001年，呼富吉又与他人（另案处理）以出卖为目的，拐卖一名儿童，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追究二人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