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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上午，山东淄博一起备受社会关注的敲诈勒索案再审改判无罪。2021年3月，被告人路某某当场捉奸后收妻子情夫约2.5万元“补偿费”，后路某某因敲诈勒索罪被判刑六个月。历经三年半的曲折，路某某生活、工作均遭到严重打击，如今终获无罪。在引起大众关注的同时，这起案件再次引发了对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敲诈勒索罪的探讨。据刑事律师介绍，近年来，“维权型敲诈勒索案”高发，如果处理不当，被侵权一方有可能遭到侵权者“反将一军”，被诉敲诈勒索，“有理的事也会变成没理的事。”多位刑法学界、业界人士也曾公开表示，司法实践中，敲诈勒索罪存在不当被扩大适用的情况。 那么，维权和犯罪的界限在哪里？如何在主张权利时规避法律风险？律师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一桩错案据司法文书，2021年3月，路某某发现妻子张某和情夫刘某某在淄博一家酒店房间内偷情。他用手机拍摄了两人在床上的裸体视频，并对二人拳打脚踢，当日，路某某收取了妻子情夫“补偿款”约2.5万元。事发一周后，情夫报警，路某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刑事拘留。路某某被羁押期间，其家人退赔刘某某损失并取得谅解。 2021年11月、2022年3月，该案两审判决路某某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路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威胁的方式，向他人索要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路某某服刑期满后，持续进行申诉。2022年12月，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路某某的申诉，路某某继续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申诉。 2023年6月，山东高院认为，原判决、原裁定部分事实不清楚，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决定由淄博中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再审。今年1月16日，该案在淄博中院开庭再审。 10月8日，淄博中院出具的再审判决书显示，刘某某明知路某某之妻张某已经结婚，仍与张某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行为违背公序良俗、伦理道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该案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刘某某为弥补过错，主动提出给予路某某补偿，路某某在二人协商过程中虽有言语施压，但经二人多次协商后最终接受涉案数额款项，并非出于非法占有刘某某财物的目的，其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原审裁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虽然历经三轮审判后路某某最终被宣告无罪，但他早已服完刑期，其父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案发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儿子的生活、工作等各方面都受到了沉重打击，他们将申请国家赔偿。 “维权型敲诈勒索案”高发路某某一案让敲诈勒索罪再次进入公共视野。上一次敲诈勒索罪引发舆论热议，是陈某琳敲诈勒索演员吴某某5100万元（其中3700万元未遂）一案，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以及华为前员工李洪元离职后被起诉敲诈勒索，被羁押251天后因不符合起诉条件免于起诉。 北京华象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校逢介绍，近年来“维权型敲诈勒索案”高发，常见情形包括情侣分手女方索要“青春损失费”、员工离职向企业讨薪、消费者因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向商家索赔等。当事双方在侵权与索赔的民事纠纷中协商不成，或口头达成赔偿约定后，侵权一方反悔，称自己被对方威胁恐吓，选择报警，继而案发。 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庄绪龙解释，构成敲诈勒索罪要同时符合主客观两个要件：客观上，行为人必须采取要挟、威胁或恐吓行为使他人产生恐惧心理、交付财物；主观上，行为人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刑法》对于敲诈勒索的规定很简单，这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判断是否构罪变得很疑难。”刘校逢表示，难点在于界定什么是威胁、恐吓，以及与维权行为的界限在哪里。 “如果行为人有正当的权利基础，并采取法律允许的方式维权，就不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刘校逢告诉新京报记者，比如，路某某因为婚姻被他人破坏收取补偿款、员工离职向企业讨薪、消费者因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向商家索赔，上述情况都是在行使正当的权利，不应构成敲诈勒索罪。但如果行为人在维权时采取了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非法手段，有可能会构成其他犯罪。 2013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二款规定，被害人对敲诈勒索的发生存在过错的，根据被害人过错程度和案件其他情况，可以对行为人酌情从宽处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庄绪龙认为，路某某一案中，被害人明知张某已婚，仍与其发生不正当关系，显然对路某某造成精神损害，在理论上可以评价为对路某某负有“道德过错”，即便路某某以此为由通过所谓“胁迫”方式主张索赔，也与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要素存在本质差异，不应构成犯罪。 为了能在主张权利的同时尽量规避法律风险，刘校逢建议，维权时应全程录音录像，留存客观证据；最好在有与事件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调解或谈判，比如社区或街道工作人员；双方经过协商达成结果后，形成书面文件，双方签字，如有第三方也要签字为证。 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编辑 彭冲 校对 李立军
在工作中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我认为，调解必须以查清案件事实为基础，调解不是无原则的“和稀泥”，要秉持法官的良知，做到言行居中，扶正压邪。我们下乡办案，到了群众家里，一边了解案情，一边收集证据，一边劝导双方，多做思想工作，很多纠纷都是在苦口婆心的调解下解决的。
近日，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陆续发布了该院多名研究人员的个人简历信息。其中，“95后”研究员赵子健简历中注明其拥有四个不同专业的博士以及两个博士后，受到舆论关注。
新京报讯（记者彭镜陶）10月10日，新京报记者从北京一中院召开的“家事涉老纠纷治理工作情况”新闻通报会上获悉了一起遗嘱继承案。该案中，立遗嘱人的打印遗嘱上，除了立遗嘱人、代书人、见证人有签名，其余部分都是打印字体，法院将涉案遗嘱定性为打印遗嘱，属于无效遗嘱。该案中，高某甲与王某系夫妻，双方共同生育高某乙、高某丙，后协议离婚。2011年，高某甲与吴某登记结婚，双方婚后未共同生育子女。高某甲于2021年7月死亡。高某乙起诉吴某、高某丙要求继承遗产。吴某提交打印遗嘱，载明立遗嘱人高某甲去世后，属于立遗嘱人高某甲所有的全部财产权益、财产利益由妻子吴某单独全部继承。该遗嘱中“立遗嘱人”处有高某甲的签字及捺印，“代书人”处有张某的签字，“见证人”处有张某、严某的签字，立遗嘱人、代书人和见证人均未注明年、月、日。遗嘱上载明的“立遗嘱时间”系打印字体。法院经审理认为，从吴某提交的遗嘱内容来看，遗嘱中除了立遗嘱人、见证人、代书人的签名外，其余部分均为打印字体，涉案遗嘱定性为打印遗嘱。遗嘱中虽然有代书人的签名，但该遗嘱不管是由高某甲自行打印或者由代书人打印，均不影响涉案遗嘱为打印遗嘱的性质。涉案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打印遗嘱形式要件，属于无效遗嘱，本案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定对高某甲的遗产进行分割。打印遗嘱是指先用电脑将遗嘱内容书写完整，然后用打印机将书写好的遗嘱打印出来的遗嘱，即打印遗嘱系以打印形式制作的遗嘱，无论是由遗嘱人本人打印抑或由他人代为打印，均应认定为打印遗嘱。《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遗嘱人以打印方式立的遗嘱，当事人对该遗嘱效力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本案适用上述司法解释以及民法典关于打印遗嘱的规定，法院认定该遗嘱不符合打印遗嘱的形式要件，应属无效。由于打印遗嘱的字体是电脑字库中保存的字体，不同于传统的手写体，不能使用传统的笔迹鉴定的方式来确定遗嘱内容是否为遗嘱人所写，为保证打印遗嘱的内容体现遗嘱人的真实意愿，不至于被他人伪造、篡改，故民法典对打印遗嘱作出详细规定，并明确形式要件要求，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和发展。编辑 杨海 校对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