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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8日，贵州省高院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法院认为，原判遗漏了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部分事实不清楚，为查清余华英全部犯罪事实，应予重审。
个人破产制度立法还有两个另类价值：第一，引入个人破产制度，将改变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不愿个人自负其责的文化传统。第二， 个人破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约束债权人的机制。目前，中国社会存在许多“子债父还”的现象，与高利贷相关的大量催债行为也相伴而生。此外，一些金融机构在放贷过程中也存在许多不良的贷款行为。因此个人破产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债权人的行为，使其在借贷时更加审慎。
本届大会在内容的呈现上更为丰富多元，且极具创意。会议涵盖了2024年长三角创新创业发展联盟全体大会暨全球创业周中国站长三角专场活动、第四届中国(黄山)徽菜美食嘉年华暨徽菜产业发展大会、第三届中国(黄山)新安医学发展大会暨国际康养创新与发展大会、第二届长三角(大黄山)乡建设计师峰会以及第四届中国(黄山)徽派古建产业发展大会等多个精彩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从多个维度深入探寻创意发展的路径，为推动地区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
李曙光：我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破产法时，搞破产研究的学者很少，全国法学院也就几个人在搞，现在仅我们学校就有十几位教授在教破产法，这在当时感觉是不太可能的事。我从事破产法研究和我的同乡曹思源有关系，他当时是社科院于光远老师的研究生，后来他到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中心工作，发现发达国家有破产法，我们没有，他就在国内最早提出要搞破产法，当时有“曹破产”称誉，希望通过破产法来推动经济改革。他是学经济学出身的，1985年，有一次老乡聚会，得知我是学法律的，就希望我帮忙找这方面的法律资料。我当时是在读法制史博士，兴趣较广泛，就找到我们学校教商法的王书江老师编的一本日本商法的书，里面有日本破产法的一些资料，资料给曹思源时他极为兴奋。随后他又邀我一起去沈阳调研，随他去北大演讲，当时切身感觉到破产的问题很受关注，对中国经济改革很重要，于是来了兴趣。1988年，我与老曹一起创办了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老曹是所长，我任副所长。对破产法的研究就这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