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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棘手的案子，潘非琼成了大家的主心骨。“为了准确认定案件性质，师父开始查阅全国各地相关资料和类似判例，遵循法理原意分析案情，向国家、省级有关部门咨询，用三个月时间复核证据近百份，提出补充侦查意见30余条，并对13个单案47名犯罪嫌疑人进行分类汇总，形成40余项表格、2万余字的报告。”李莹回忆道，在此基础上，潘非琼提出的对“犯罪情节轻微的在校学生”“收买答案用于自己考试”“免费获取答案未出售的犯罪嫌疑人”可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的办案思路，得到大家的认可。
三阳镇民政工作人员得知此事后，立即帮王某办理了急难型救助3740元，同时为他办理了低保，还为他们申报了2万元的特别救助。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
“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的行为，师父你办案时怎么这么有底气呀？”一起组织考试作弊案办结后，李莹不解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