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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诉前阶段，坚持“调解优先”，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统筹协调村委会、司法所、派出所等各类解纷力量，构建大调解格局，切实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诉前。二是在立案阶段，优化诉讼服务，开辟“爱心通道”，为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办事群众提供优先接待、优先解答、优先受理的“三优先”服务，方便人民群众。三是在诉中阶段，坚持“繁简分流”，法庭主要负责审理事实清楚、标的额较小的民事纠纷，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和简易程序，简化快速处理矛盾纠纷。同时，积极开展“巡回审判”，将发生在群众身边常见的、具有示范引领性案件搬到田间地头、农家小院、学校厂房等，不断优化“家门口”的司法服务，实现打击、教育、宣传、治理并重，更好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四是在判后阶段，做好案件执行工作，对于农民工工资支付、医疗费赔偿、小额债务清偿、当事人有履行能力等案件，督促履行职责，力争使当事人自动履行，缓解执行压力，实现当事人“纸上权益”的兑现。
“小浪底相当于黄河的总闸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告诉澎湃新闻，“黄河统一调度以来，小浪底是黄河精准调度的关键节点，因为再往下走就没有大型控制性工程了。”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