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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话未成年人保护，北京16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清华大学法学院2019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冯梦迪：公开听证有助于化解矛盾纠纷。最高检出台了《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各地检察机关正在按规定开展这项工作，但也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问题。检察机关在这方面还会有哪些新探索？
接下来的谈话很顺利，在律师和法官面前，赵先生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他不再愤怒，更多的是，认真倾听。一个月后，赵先生主动找到了司法所：“按照遗嘱上的要求，我现在需要准备哪些材料？”“从赵先生的角度出发，他的想法能够理解，但是当事人立有遗嘱，这份遗嘱是合法有效的。想要说服赵先生，仅仅讲感情是不行的，必须还得让他从心底去认可遗嘱的法律效力，否则最后闹上法庭，几个家庭之间的关系会彻底崩裂，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和纠纷，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谢晓霞说，事情解决后，三个家庭的小辈们还一起来了一次，当时烈日炎炎，他们送来一面锦旗，并带了一个西瓜，大家一起吃西瓜的时候，很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