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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朱振彬。 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北京文化守护人朱振彬古籍修复专家，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1980年入职国家图书馆，学习古籍修复技艺。先后参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天禄琳琅”专藏等重要古籍修复项目。一部十厘米厚的青蓝色封面的清朝善本，被朱振彬小心地从保险柜里拿出来，封面几乎完整，但内里的纸张已经泛黄、破损、酸化，在静谧的国家典籍博物馆一层，一张长180厘米，宽90厘米的橘黄色操作台，羊毫毛笔若干，糨糊碗、剪子、喷壶等工具占满操作台的边角，打一盏台灯，这本书就躺在中央。这是朱振彬的工作台，他手持毛笔，蘸一点糨糊，修补被蛀出的虫洞，这方寸之间，一本本“受伤”的古籍经由他高超技艺被抢救出来，这样的动作，他做了四十多年。今年62岁的朱振彬已经从国家图书馆退休两年，现在被国家典籍博物馆返聘。他曾参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天禄琳琅》等众多珍贵古籍的修复工作。埋首故纸堆中时，他18岁，现在，他头发灰白，从过去的“小徒弟”，变成了“老师傅”。从认纸学起1980年，18岁的朱振彬高中毕业，来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北京图书馆学习古籍修复，拜78岁的古籍修复专家张士达为师。张士达16岁到当时在京城古籍修复久负盛名的琉璃厂肄雅堂古书店学徒，后曾在琉璃厂开设“群玉斋”书店，1956年来到北京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什么是古籍修复？朱振彬也“懵懵懂懂”，师父从认纸教起，“竹纸是光滑的，抖起来有‘唰唰’的清脆的声音，皮纸稍微涩一些，抖起来闷闷的”，每一种纸区分厚薄、颜色、纹理，分辨时要用眼睛看，上手去摸，用耳朵听。“纸都是手工造的，抄纸师傅可能这一张劲大一点，那一张劲又小一点。”几百年过去，有的遭了天灾，有的被转手数次，纸张被氧化，中间的颜色浅，边缘的颜色深。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朱振彬的专用修复工具。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另一项基本功是打糨糊，“古籍修复的糨糊必须是纯天然的小麦淀粉，根据书的厚薄程度，调整水和面粉的比例，薄糨糊舒展，厚糨糊吸水黏性强，糨糊调得太厚，补在书叶上，会凸出来一块，薄了，又不好粘连。学会了选纸、打糨糊，朱振彬的手上多了一本旧书，开始在实践中磨炼。技术是一头，沉得住气又是另一头，18岁的朱振彬一开始要面对的是整整一本书的虫眼，“每一页都有，每个一两毫米，但每一个都要修补。”无数次从不耐烦到坐定后，靠着刚刚到手的基本功和师父传授的技术，朱振彬修补好了第一本古籍。师父教给了朱振彬修复的技术，也影响着他的性格，“他对工作非常专注，沉默寡言，我后来也随了他。”“整旧如旧”1983年，朱振彬出师，回到北京图书馆。他还记得，刚工作不久，接触到一批彝文古籍，“可能当时藏书的条件不太好，一打开，一股怪味儿就冲上来”，朱振彬和同事们没来得及做好防护，长了一脸红疙瘩。1991年，国家图书馆开始大规模修复敦煌遗书，那时，曾经的小徒弟们已经站到了古籍跟前，挑起了大梁。敦煌遗书是对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17号洞窟中一批书籍的总称，包含了2世纪至14世纪的古写本及印本，总数约5万卷。朱振彬在讲述他修复《天禄琳琅》藏书的经历。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因为时间久远，纸张边缘破损，老化、断裂，被污物侵蚀，每个“病灶”都得有对应的治疗方案，纸张被污物侵蚀脆化，需要用热水浸泡，去除污物并使卷子柔软。有的纸张脆化成细小的碎片，朱振彬就如拼图一般，判断碎片从哪一页掉落，再将它们一一拼好。朱振彬的前辈们也在敦煌遗书里留下了大量修复痕迹，以现代的眼光看，大多十分随意，破损的部分直接以打补丁的方式裱补在经卷背后，使用糨糊大多十分黏稠，裱补后纸张僵硬且大都皱褶不堪。在修复时，他们尽量保持原状，揭下补纸，去除上面多余的糨糊，展平卷子，经补破后，再把原补纸复原。这是此次修复的大原则，“整旧如旧”。2002年，敦煌遗书陆续修复完成。“书砖”和“酥皮点心”敦煌遗书修复的同时，朱振彬和同事们又参加了《永乐大典》的修复项目，随着诸多国宝级典籍的修复完成，朱振彬逐渐成为了中国国家图书馆顶尖的古籍修复师。2013年，朱振彬迎来了更为艰难的“天禄琳琅”修复项目，“天禄琳琅”是清朝乾隆皇帝的藏书精华，也是仍存世的清代皇室藏书。彼时，中国国家图书馆共收藏“天禄琳琅”真迹279部，其中有不少已经糟朽、絮化、粘连，无法展阅，属于一级破损，急需抢救性修复。由于“天禄琳琅”藏书中的很多书册纸张酸化严重，如果不能完成去酸，有些纸张一碰就会成为碎屑，这样的书册被朱振彬称作“酥皮点心”。他和同事们“通常是用千分之三的碱性溶液为它去酸，为了确保碎片化的纸张不会在去酸过程中被水冲走，朱振彬就小心翼翼的将这些碎片纸用化纤纸从上至下将其包住，再缓慢放到盛有弱碱性水的盘子中去酸，去酸后纸张才最终恢复了弹性。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朱振彬参与了《永乐大典》的修复。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另一个修复时遇到的重大难题是书页间的粘连。这种时候，朱振彬通常会将其悬挂在蒸锅上方，用烧开的水蒸气熏蒸以达到将纸张中的胶质软化的目的。粘连最严重的《丹渊集》就像一块“书砖”，他将书包起来放入蒸锅，每隔两三分钟，都要打开来看熏蒸效果，再用特制的竹起子一点点将书页揭开，然后再将其放入蒸屉熏蒸，如此反复，整整用了一个多月整册书才完全揭开。不仅技术上颇有挑战，原料上也出现了难题。一些古籍中使用的纸张已经难以寻得，即使是有经验的抄纸师傅，也难以还原一些纸张的制造工艺，达不到古纸的原貌和品质，例如在“天禄琳琅”中，一部分纸张采用了开化纸和太史连纸，可如今，这两种纸已经难以见到，制造的技艺也已经失传。这不是孤例，“天禄琳琅”中的《汉书》元大德刻本，书衣用的是粉蜡笺纸，由于粉蜡笺纸因造纸技艺失传而无法找到，导致它的修复面临无纸可用的境地。“粉蜡笺纸继承了魏晋时期的填粉工艺，又继承了唐代的施蜡工艺 ，它把粉和蜡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表面特别光滑而且细腻，但是二十世纪初，这种纸就失传了。”为了修复《汉书》的书衣，朱振彬和同事们从古文献入手，从字里行间寻找粉蜡笺纸的制作线索，再根据这些线索加工现有的纸张，经过无数次的实验，终于仿制出了一种与书衣工艺接近、外观一致的粉蜡笺纸，“力图还原书衣的沧桑感和古朴感。”“天禄琳琅”的修复用了八年，这是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最大的一次针对国图珍贵古籍的专项修复行动，被誉为古籍修复的里程碑项目。技艺传承四十年前，朱振彬通过“师带徒”的方式，耗时三年出师。这是古籍修复人员培养最传统的方式。2013年，在“天禄琳琅”这个项目上，朱振彬又用“师带徒”的方式，带领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骨干崔志宾具体承担修复工作。教学、研究、修复，60后带着80后，让年轻一代在项目中历练，一批青年古籍修复人才就此成长了起来。尽管“师带徒”能保留最原汁原味的技艺，但耗费时间太长，朱振彬说，目前，古籍修复已经探索出了师带徒、高校、传习所等三种培养模式。朱振彬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文物鉴定与修复方向硕士生导师，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本科（古籍鉴定与保护方向）、首都联合职工大学国家图书馆分校古籍修复专业授课工作。2024年8月23日，国家图书馆，一名年轻的古籍修复师在修复古籍。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一种新的培养模式——“传习性培训”也在同步进行，“国家图书馆的老师傅们到各地去，通过一个个具体的项目促进人才的发展。”目前，全国已经有47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朱振彬同时也兼任国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江苏传习所的导师。江苏传习所位于南京图书馆，是古籍藏量全国第三的收藏单位。6年的付出得到回报，9月12日，朱振彬收到江苏省古籍修复竞赛的比赛结果，经过专家评审，四个一等奖中，有三个属于南京图书馆，他兴奋得一夜未眠，“这是我们开设传习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如今，朱振彬的古籍修复故事还在继续，他的手经过了千百年破损的纸张，也将更多古籍修复的后辈托举起来，延续着“纸寿千年”的奇迹。新京报记者 李冰洁编辑 胡杰 校对 李立军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2020年秋冬之际，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再次走进高校，政法实务专家走上讲台，深入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司法实践，协同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根据此项工作安排，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二级大检察官、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并与大学生互动答问，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法治关切，深入探讨中国法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