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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期间，两地公安、妇联、关工委等部门还联合开展了“友好‘童’行·筑梦未来”共建活动，通过上门入户，详细了解了在东莞大朗务工的11户前锋籍困难家庭生活情况，集中开展防溺水、防诈骗、家庭安全用电等知识宣讲，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并送去家庭教育图书、学习用品及慰问金等。
也许你见过乒乓球运动员每天上千次练习挥拍，但你一定没见过运动员对着一面镜子，像“火柴人”一样对着空气挥拍。答案就藏在这面镜子里。
翻译乐先生的著作，正如翻译其他大家的著作，译者不能止于纸张文字，还应跳脱出来、拓展思考，争取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出入自由。在翻译中，笔者一贯追求语取东西方，力求中西之间的思想文化融通，这与比较文学的主旨精神其实是相通的。受乐黛云先生“互动认知”等思想影响，我基于自己的跨文化言说实践，创造性提出了跨文化言说的“格融”概念。在跨文化言说中，“格融”指“比较性的中西融通”，其基本含义是“基于比较的既有全球视野与普适话语，又保留本土思想文化特色与个性话语的言说方式”。“格融”之“格”首先是“格物致知”之“格”，它有别于早期佛经翻译中的“格义”之“格”，其核心是在跨语言文化实践中语言、文化与文明互鉴意义上的“比”，是比较文学的要义之所在。“融”就是融通、融合。“格融”既是方式和方法、也是目标和结果，其主要表现包括表达层面的语取东西、风格层面的多方杂糅、文化层面的互鉴交融、审美层面的彼此观照、思想层面的互动兼收。这五个方面最终均要落实在具体言说上。在文本之外，“格融”可助力思想文化互鉴，通过对话互动而生生不息；而在更宽泛的人类文化文明发展中，“格融”是重要的实践方式和发展动力，有助于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格融”就超越了翻译话语实践，在人类文明实践中获得了更为重大和持久的价值。关于“格融”之论，我已专门撰文阐发，此处简要陈述，是为了向乐先生致敬：一是“格融”概念之创构缘起在乐先生，既有译书缘起，也有激发之功；其二，“格融”与乐先生一贯主张的中西互观、交流融通之思想高度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