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利辉：首先，克孜尔石窟发挥了媒介作用。公元2世纪前后，佛教传入龟兹，克孜尔石窟在开凿时与以佛教为载体的印度等西来文化接触、碰撞、交流和有选择性吸收，同时继续向东传播，成为东西文化交流重要的一环，为东西文化交流的畅通和传播提供了条件。顾炜，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欧亚研究室执行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百年变局下的新型大国关系”团队首席专家。2022年入选上海市“东方英才”人才计划。主要研究领域为地区合作与地区战略、俄罗斯外交和大国关系。出版专著《双重结构与俄罗斯的地区一体化政策》《中俄战略协作与欧亚地区秩序的演进》，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项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一般项目2项，近年来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国际问题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