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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后张博恒表示，不止是他自己，整支队伍发挥都很出色。谈及此前遭遇的长时间伤病，张博恒坦言，找回状态的过程非常漫长，从去年冬训开始他的腰部就出现了很大问题。“因为疼痛无法训练、无法进入睡眠。熬到今天感觉特别不容易，非常感谢帮助我的人。”
翻译乐先生的著作，正如翻译其他大家的著作，译者不能止于纸张文字，还应跳脱出来、拓展思考，争取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出入自由。在翻译中，笔者一贯追求语取东西方，力求中西之间的思想文化融通，这与比较文学的主旨精神其实是相通的。受乐黛云先生“互动认知”等思想影响，我基于自己的跨文化言说实践，创造性提出了跨文化言说的“格融”概念。在跨文化言说中，“格融”指“比较性的中西融通”，其基本含义是“基于比较的既有全球视野与普适话语，又保留本土思想文化特色与个性话语的言说方式”。“格融”之“格”首先是“格物致知”之“格”，它有别于早期佛经翻译中的“格义”之“格”，其核心是在跨语言文化实践中语言、文化与文明互鉴意义上的“比”，是比较文学的要义之所在。“融”就是融通、融合。“格融”既是方式和方法、也是目标和结果，其主要表现包括表达层面的语取东西、风格层面的多方杂糅、文化层面的互鉴交融、审美层面的彼此观照、思想层面的互动兼收。这五个方面最终均要落实在具体言说上。在文本之外，“格融”可助力思想文化互鉴，通过对话互动而生生不息；而在更宽泛的人类文化文明发展中，“格融”是重要的实践方式和发展动力，有助于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格融”就超越了翻译话语实践，在人类文明实践中获得了更为重大和持久的价值。关于“格融”之论，我已专门撰文阐发，此处简要陈述，是为了向乐先生致敬：一是“格融”概念之创构缘起在乐先生，既有译书缘起，也有激发之功；其二，“格融”与乐先生一贯主张的中西互观、交流融通之思想高度契合。
“学界普遍认为藏传佛教中关公信仰始于清朝雍正时期，我们通过查阅文献、实地调研时获得的民间口述资料等，认为早在明朝永乐时期关公信仰就已经传入西藏。”7月27日，在拉萨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上，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宗教所助理研究员更藏卓玛在学术交流时说，西藏关公信仰的流传反映了历史上汉藏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