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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顶层设计，结合我国国情实际，对接政府采购国际规则，以“整、建、促”为工作主线，聚焦重点、多措并举，力争用三年左右的时间，着力解决当前政府采购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使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更加规范，政府采购制度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建立健全促进现代产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日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召开“婚恋纠纷涉妇女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系统梳理了该院近五年审理的婚恋纠纷涉妇女权益保护案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 2018年，原告皮先生与被告张女士相识并很快确定恋爱关系。2020年，双方家庭举行定亲宴并收取改口费，皮先生父亲向张女士给付彩礼20万元。2021年9月，双方开始同居，经相处均有结婚意愿。2023年5月，双方因经常吵架而分手，皮先生搬出张女士住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亦未生育子女，但因彩礼返还一事未达成一致意见，原告皮先生提起诉讼，请求被告张女士返还彩礼20万元。 被告张女士辩称，原告父亲给付的20万元用于结婚日常消费支出，不属于彩礼。双方同居期间，原告工资较低，自己主要负担共同生活开销。张女士提交了微信转账记录，称自己给原告转账共计23万余元，原告给自己转账共计4万余元，称20万元用于偿还原告所欠外债，不同意返还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款项20万元为原告父母积攒多年的款项，其中5万元系向亲属借款，结合款项支付时间、双方父母同时在场、举行定亲宴、支付改口费等事实，法院认定案涉款项20万元系彩礼性质。 关于彩礼返还数额，结合共同生活时间、双方付出及过错情况等进行综合性考虑，彩礼应当按比例返还。由于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款项往来，为避免产生借贷或同居纠纷等其他关联诉讼，法院向双方当事人充分释明并组织调解，以期双方尽快解决矛盾、投入新的生活。后经调解，双方达成一致协议，被告张女士当场支付原告皮先生25000元，且双方之间再无其他任何债权债务纠纷。法官提示，彩礼是我国婚嫁领域的传统习俗，是双方及家庭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具有一定普遍性。然而，近年来多地彩礼数额持续走高，攀比之风盛行，给付方家庭背上沉重负担，为婚姻稳定埋下隐患，男女双方也容易因彩礼问题产生纠纷。 2024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施行，细化了彩礼纠纷的处理规则，既打击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又引导群众更加理性地看待彩礼问题，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其中第六条明确了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在准确适用《规定》的基础上，从一揽子解决纠纷的角度，综合考虑彩礼、双方借款、共同生活情形，最终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并当场履行，实质性化解了纠纷。编辑 刘倩 校对 张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