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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嘉强调，早期发现、早诊早治，完全可以达到根治或者治愈肝癌的目的，这对保障人民群众健康、预防肝癌对健康的危害，提高生活质量，非常重要。
“政和建设竹产品研发创新中心，这是我从2010年来到大陆就心心念念的事情，现在终于要落地了，我心里真的很兴奋。”石大宇说，这将推动产业链的价值提升，对各个竹产区来说也是一个良好借鉴，未来我也会积极参与到这一建设进程中，希望吸引全世界对竹应用有兴趣的品牌、设计师，把政和打造成国际的竹产品研发设计中心。
王毅指出，美方坚持错误的对华认知，总以自己的霸权逻辑镜像中国。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想变成美国。中国不搞霸权、不搞强权，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是世界上纪录最好的大国。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决定。我们将坚守初心，聚精会神，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希望美方从这个决定中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翻译乐先生的著作，正如翻译其他大家的著作，译者不能止于纸张文字，还应跳脱出来、拓展思考，争取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出入自由。在翻译中，笔者一贯追求语取东西方，力求中西之间的思想文化融通，这与比较文学的主旨精神其实是相通的。受乐黛云先生“互动认知”等思想影响，我基于自己的跨文化言说实践，创造性提出了跨文化言说的“格融”概念。在跨文化言说中，“格融”指“比较性的中西融通”，其基本含义是“基于比较的既有全球视野与普适话语，又保留本土思想文化特色与个性话语的言说方式”。“格融”之“格”首先是“格物致知”之“格”，它有别于早期佛经翻译中的“格义”之“格”，其核心是在跨语言文化实践中语言、文化与文明互鉴意义上的“比”，是比较文学的要义之所在。“融”就是融通、融合。“格融”既是方式和方法、也是目标和结果，其主要表现包括表达层面的语取东西、风格层面的多方杂糅、文化层面的互鉴交融、审美层面的彼此观照、思想层面的互动兼收。这五个方面最终均要落实在具体言说上。在文本之外，“格融”可助力思想文化互鉴，通过对话互动而生生不息；而在更宽泛的人类文化文明发展中，“格融”是重要的实践方式和发展动力，有助于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格融”就超越了翻译话语实践，在人类文明实践中获得了更为重大和持久的价值。关于“格融”之论，我已专门撰文阐发，此处简要陈述，是为了向乐先生致敬：一是“格融”概念之创构缘起在乐先生，既有译书缘起，也有激发之功；其二，“格融”与乐先生一贯主张的中西互观、交流融通之思想高度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