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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乐先生的著作，正如翻译其他大家的著作，译者不能止于纸张文字，还应跳脱出来、拓展思考，争取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出入自由。在翻译中，笔者一贯追求语取东西方，力求中西之间的思想文化融通，这与比较文学的主旨精神其实是相通的。受乐黛云先生“互动认知”等思想影响，我基于自己的跨文化言说实践，创造性提出了跨文化言说的“格融”概念。在跨文化言说中，“格融”指“比较性的中西融通”，其基本含义是“基于比较的既有全球视野与普适话语，又保留本土思想文化特色与个性话语的言说方式”。“格融”之“格”首先是“格物致知”之“格”，它有别于早期佛经翻译中的“格义”之“格”，其核心是在跨语言文化实践中语言、文化与文明互鉴意义上的“比”，是比较文学的要义之所在。“融”就是融通、融合。“格融”既是方式和方法、也是目标和结果，其主要表现包括表达层面的语取东西、风格层面的多方杂糅、文化层面的互鉴交融、审美层面的彼此观照、思想层面的互动兼收。这五个方面最终均要落实在具体言说上。在文本之外，“格融”可助力思想文化互鉴，通过对话互动而生生不息；而在更宽泛的人类文化文明发展中，“格融”是重要的实践方式和发展动力，有助于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格融”就超越了翻译话语实践，在人类文明实践中获得了更为重大和持久的价值。关于“格融”之论，我已专门撰文阐发，此处简要陈述，是为了向乐先生致敬：一是“格融”概念之创构缘起在乐先生，既有译书缘起，也有激发之功；其二，“格融”与乐先生一贯主张的中西互观、交流融通之思想高度契合。
26日，由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上海美国商会、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共同的理念，共同的未来——上海与纽约的江河对话”(以下简称“江河对话”)在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的签署地——上海锦江小礼堂举行，本次“江河对话”通过经贸投资、人文交流、滨水规划等议题深化交流，探讨双城合作的诸多可能，面向大洋彼岸全景式地展示出上海繁荣、友好、充满活力的城市投资环境。
“虽然讲解对于知识信息的传播可以带来一定助力，但展览传播能力的体现并不能依赖讲解。同时，博物馆需要在工作的各个环节关注观众的需求和反馈，并将其融入具体的工作中，切实提高博物馆的展览质量、服务能力。”常丹婧说。
作为社会组织，消费者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是平等合作、相互补充和双向服务的关系，而不是什么谁依附于谁的关系。作为社会组织，消费者组织相互之间也是平等的，也不存在什么谁统领谁的关系。消费者组织的这种自治性和相对独立性，不仅为其牵头开展消费领域社会合作共治提供了基础；而且也为其自主创新和因地制宜地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