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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立法试验田”，目前浦东新区在生态领域已形成绿色金融、固废资源化再利用、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等3部法规，以及生态环境信用评价、景观照明管理、户外招牌管理、陆家嘴水环管理等4项区政府管理措施，为绿色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第二方面，为了让符合条件的早期申请人员“入住更快”，《办法》在现有摇号配租基础上，增加了腾退房源的按序轮候配租方式，综合考虑申请的时间、优先保障因素，确定轮候顺序。同时，小区房源、轮候排序的情况都将向社会公开。
二是聚焦重点突出问题打攻坚战、持久战。最高检定期召开公益诉讼高质效百案点评会，发挥最高检、省级检察院直接办案的引领作用，集中力量推动解决一批老大难问题。长江流域港口众多，因船舶流动、监管分散、责任不清，船舶污染治理难。最高检直接以公益诉讼立案，长江经济带11省市检察机关同步办理关联案件602件。2024年4月，该案正式办结，有效推动完善长江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设施、健全接收转运处置闭环监管流程、优化收费项目和价格、规范船舶建造修理拆解，促进多部门协同、全流域联动治理。最高检立案办理珠江流域水环境治理公益诉讼专案，聚焦矿业污染、城乡水污染、农业养殖污染、船舶污染、河湖“四乱”、水土保持监管、生态流量监管等问题加大办案力度，目前珠江流域检察机关已同步办理关联案件1080件，专案取得初步成效。
新京报讯（记者慕宏举）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劳动者被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后，可以要求继续在该用人单位工作，也可以选择另谋高就并要求原单位支付一笔赔偿金。但是如果劳动者选择另谋高就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后悔了，他还能要求回原单位工作吗？对此，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也往往会产生纠纷。近日，新京报记者获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劳动者要求回原单位继续工作引发的纠纷。新京报记者了解到，2021年4月，被A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之后，小杨（化名）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与A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直至2023年5月合同期满。劳动仲裁于2021年8月支持了小杨的请求，裁决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A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起诉到法院，要求判令无需继续履行与小杨的劳动合同。在诉讼中，A公司通过多方打听，得知小杨在2021年8月就已经入职了同城的B公司，于是通过合法途径收集了小杨入职B公司并且在B公司工作了10个月才离职的证据材料提供给法院。北京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结合B公司依协助调查令提交的《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面证明以及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社会保险缴纳记录，可以确信小杨入职B公司具有高度可能性，在小杨未提举充分反证的情况下，依据民事诉讼中的举证分配规则，应当认定小杨确实如A公司所述，入职了B公司并在B公司工作了10个月。因此，不论是基于对A公司信赖利益的保护和对民事活动中诚实信用原则的遵守，还是基于小杨与A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因小杨与B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而处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所指的不能继续履行的状态，均应当认定小杨与A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因小杨与B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而终结。法院最终认定，小杨与A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继续履行到小杨入职B公司的前一日为止。法官表示，《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从充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出发，赋予劳动者对用人单位违法解除之后如何进行救济的选择权——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意愿在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与要求用人单位向其支付赔偿金之间作出选择——以便以最适合自身的方式对自己因违法解除受到的侵害进行弥补。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当劳动者作出有效选择并付诸实施后，则不应再反复，否则就完全置原用人单位的信赖利益于不顾，也有违民事活动中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小杨已于2021年8月与B公司订立劳动合同并持续在B公司工作。在此种情形下，不可能要求A公司一直将小杨的相关工作停滞保留，以等待其回归；而基于完成工作任务的需要，A公司可能会聘用他人替代小杨，如果允许小杨在持续为B公司乃至其他单位工作之后再返回A公司，则会造成A公司与其他员工之间新的矛盾。另一方面，小杨在A公司系从事全日制工作，亦没有证据显示其在B公司从事的是非全日制的兼职，因此小杨向B公司持续提供劳动的行为显然会严重影响其完成A公司的工作任务，使其与A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事实上处于不能继续履行的状态。综上，应当认定小杨与A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因小杨与B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而终结。编辑 刘倩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