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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下午，从各地赶来的寻亲家长们来到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他们身着印有寻亲信息的白色T恤，手举寻亲牌，向现场的镜头重复自己的寻亲信息。“只要15分钟”，郭刚堂也曾测算过从自己家到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距离。这15分钟的路，郭刚堂走了24年。1997年9月21日，郭刚堂时年两岁半的儿子在家门口被拐，而后他便开启了寻子之路。作为电影《失孤》的原型，像刘德华在电影中扮演的“雷泽宽”一样，从1999年开始，郭刚堂骑着摩托车寻子的身影就出现在各地。十年间，他跑遍全国，报废了10辆摩托车。直到2021年7月，也就是被拐24年后，郭刚堂的儿子终于被公安机关找回，而一男一女两名犯罪嫌疑人也被抓获。一审中，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处人贩子呼富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处唐立霞无期徒刑。被告人呼富吉当庭上诉。2024年8月22日，案件在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郭刚堂坦言，人贩子被顶格处理仍是他的心愿。在此之前，他收集了犯罪嫌疑人多次拐卖儿童的案例，作为新的证据。此次二审，新发现的被拐儿童家属也出庭作证。三个半小时后，庭审结束，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二审开庭前，郭刚堂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称希望人贩子被顶格处理。新京报记者 高照 摄新受害者家属出庭作证8月22日14时，案件在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郭刚堂的代理律师高晓伟曾对媒体透露，二审主要针对呼富吉的上诉进行刑事部分的全面审理，民事部分采取书面不开庭审理方式进行。2021年，两名被告人被抓获时，公安部曾发布通报。根据通报信息，呼富吉是河南林州人，到2024年已经59岁，有多次犯罪前科。多份判决书显示，呼富吉曾于1988年因盗窃罪，被当时的北京市大兴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1996年，他因敲诈勒索罪，被河南省林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呼富吉还曾涉嫌其他的儿童拐卖案。新京报此前报道，2001年，被告人呼富吉伙同程某香在河北省永年县将一名女童拐骗至林州市，将其以八千元的价格卖给了一户人家。2009年，这个被拐女孩成为全国首例通过DNA盲比找到的被拐儿童。同年，呼富吉因犯拐卖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就在郭刚堂之子被拐案侦办时，呼富吉正因涉嫌一起发生在2000年的拐卖儿童案，而被山西警方羁押于看守所。一审判决书中提到，被告人呼富吉不仅多次实施拐卖儿童犯罪行为，给被害人亲属造成严重伤害，还曾犯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此外，被告人呼富吉因犯拐卖儿童罪被判刑，判决宣告后，刑罚执行完毕前，发现被告人呼富吉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应当数罪并罚。最终，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呼富吉拐卖儿童5人，被告人唐立霞拐卖儿童4人，两人在共同拐卖4名儿童犯罪中作用相当，均为主犯。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处人贩子呼富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处唐立霞无期徒刑。宣判后，唐立霞认罪认罚，而呼富吉则当庭上诉。但8月22日，郭刚堂在法庭上才得知，后来唐立霞也选择了上诉。郭刚堂透露，在二审庭审上，两名被告人仍在互相推诿，避重就轻，呼富吉说是唐立霞作案，唐立霞则指出是呼富吉主导，“这两个人的状态，就是大难临头各自飞。”郭刚堂表示，呼富吉在二审时承认拐卖他儿子的事情，但对于其他被拐卖的儿童，他并未承认，声称村里有人能证实其并未到达过其中一个作案地点。但在法庭上，公诉机关将其驳回。面对二人的言行，郭刚堂表示，他本来做好的心理建设再被打破，旁听时，他感到非常气愤。在等待二审开庭的过程中，郭刚堂前去搜集了更多有关呼富吉的犯罪案例。他表示，公安机关曾调查出呼富吉拐卖了7个孩子，除了本案涉及的5个孩子之外，还有另外两个拐卖案涉及的两个孩子。因此，一审时有七个受害家庭代表出庭作证。郭刚堂说，自己手中还掌握呼富吉拐卖的第8个孩子的信息。二审时，这一被拐儿童家属也出庭作证。郭刚堂表示，他们举证的材料已经上交，相信经过新的勘验，司法机关能够给出公平公正的结果。在法庭上，郭刚堂发现呼富吉已经记不清拐卖儿童的信息，有时会把一个孩子的信息安在另一个孩子头上。“呼富吉始终没有主动交代过问题”，郭刚堂说，在呼富吉的周围，甚至流传着一句话，“没有孩子没关系，找富吉就行。”郭刚堂说，如果其他人还有呼富吉实施拐卖犯罪的线索，希望能主动联系他或者公安机关。2021年9月11日，山东聊城李太屯小区，郭刚堂展示他曾经插在摩托车上的寻人旗帜。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老郭的24年”“唐立霞，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这几年受的苦吗？”8月21日，郭刚堂发布了一则一审庭审时的视频，在视频里，他当庭质问被告人唐立霞。想起过往的24年，郭刚堂仍然止不住泪水。孩子走失之后，郭刚堂骑着摩托车走了40多万公里，那面印有寻人启事的旗帜飘过中国多个省份。在这条寻亲路上，郭刚堂骑废了10辆摩托车。网络兴起之后，郭刚堂又通过网络寻亲，反复在直播中叙述儿子当时的特征。“我知道了，对不起。”一审时，听完郭刚堂的问话，当初抱走儿子的唐立霞向郭刚堂道歉。然而郭刚堂无法接受，他认为，两名人贩子有很多机会告知真相，“你要1999年的时候说了，那我就少跑20多年。那才（寻亲）两年多，孩子还小，一切都还来得及。”2015年《失孤》电影上映，郭刚堂寻子的故事在全国传开，唐立霞在庭审中坦言，她也曾在新闻报道中看过郭刚堂的寻亲故事，但不能确定当年在聊城引诱拐走的就是郭的孩子。这也让郭刚堂再次落泪：对方既然知道他的存在，但这么多年，都没有想过给他打一个电话，直到被公安机关抓住。郭刚堂说，“你的一句对不起，可是老郭的24年呀！”也正因如此，郭刚堂对于一审时两名被告人在法庭上的互相推诿感到气愤。当时的庭审中，控辩双方围绕定罪量刑等焦点展开辩论。呼富吉一再否认自己参与拐卖，他声称，当年郭刚堂的孩子是被唐立霞带至河南的，也是经他人之手卖出，自己是帮助唐立霞和买家之间搭建联系。而唐立霞则否认这一说法，她说自己是受到了呼富吉的欺骗，而当年引诱孩子的糖果、小汽车玩具等作案工具，也是呼富吉放进她口袋里的。一审法院并未认可二人的说法，法院审理认为二人均系主犯，除刑事判决之外，还判处两位被告人共同赔偿民事诉讼原告人郭刚堂、张文革夫妇物质损失人民币53.86万元。郭刚堂展示二审出庭通知书，声称等待公平公正宣判结果。网络截图新的生活孩子找回来之后，郭刚堂开启全新的生活。去年3月，丢失24年的大儿子要结婚了，郭刚堂和妻子在老家聊城为其操办了婚礼，而后二儿子也求婚成功，三儿子的学业也一切顺利。一家人的生活其乐融融，郭刚堂时常在短视频中发布自己和妻子的生活，有时是在家吃饭，有时是一同出游。他有时也骑摩托车，但终于不再是寻子，而是带着妻子去东平湖游玩，观赏湖景，看一群鸭子从湖面悠闲游过。8月19日，郭刚堂发布了一则视频，视频里妻子正在家中打扫卫生，两个人直言心情很好，正在家中等待新生儿的到来。郭刚堂二儿子的妻子，也即将生产。对于大儿子的生活，郭刚堂表示会尊重孩子。大儿子目前在河南生活，时常回家看看，有时候一两个月回来一次，有时候一两周回来一次，“和老二老三没区别，该干吗干吗”。他对于生活的期待很简单，比如大儿子作为孙辈，能给爷爷奶奶做一桌菜，就够了。这些天，郭刚堂还在短视频和直播中帮助其他寻亲家庭讲述走失亲人的特征，有时也会发布他们团圆的画面。这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情，孩子被拐后，郭刚堂便一边寻亲，一边助人寻亲。2012年，郭刚堂创建天涯寻亲网，利用网络的力量，帮助像他一样丢失孩子的家庭。2014年，在聊城民政局的支持下，郭刚堂建立天涯寻亲协会，从最开始的寻找失散家庭，扩展到志愿者培训、救助留守儿童、对未成年人心理辅导。8月22日下午，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寻亲家长们聚在法院门口，他们身着印有寻亲信息的白色T恤，手举寻亲牌，向现场的镜头重复自己的寻亲信息。下午开庭前，郭刚堂在法院门口呼吁大家帮助其他寻亲家庭，“求求大家，帮帮这个妈妈，她已经找了三十多年了。”他拉着一位大姐讲述她走失孩子的信息，“这位大姐从30岁找到了61岁，我们一起找了几十年，我上岸了，但是大姐还没有上岸。”身边的很多寻亲家庭他都认识，他也知道，“找回孩子，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他说希望他们心怀希望，走失的亲人一定能找回来。二审结果还未宣布，郭刚堂表示会耐心等待，希望最终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宣判结果，他认为：人贩子不值得宽容。新京报记者 汪畅编辑 陈晓舒校对 李立军
滚滚夏日，炎炎热浪。面对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秦州分局城区交警大队民警伏蓉早早来到华联十字路口，开展车辆疏导、秩序维护工作，此时汗水早已浸透了她的警服衣领，她说，现在是天水的旅游旺季，人流、车流剧增，做好交通安全管理责任重大，必须用耐心细心换取人民群众的安心放心，她只是顶烈日、战高温，抓实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广大交通民辅警中的一个缩影。
答：《若干规定》坚持系统观念，强化源头治理，对当前存在的形式主义老问题新情况，在强化现行制度规定的同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实招硬招，推动为基层减负不断向治本深化。比如，针对有的地方和部门对文件制发环节评估审查不严，导致在政策文件的源头上就出现加重基层负担情形等问题，作出“地方和部门制发文件应当进行与为基层减负一致性评估”的规定，旨在要求地方和部门在政策文件的起草制发环节，同步进行与为基层减负一致性评估审查，避免出现不符合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要求的情形。比如，针对有的考核体系设计繁琐、指标设置过分细化碎片化、分值过度“膨胀”，甚至出现“千分制”、“双千分制”等问题，作出“考核应当化繁为简，不搞‘千分制’”的规定，旨在要求地方和部门破除传统思维、路径依赖，以考准考精考实为出发点，切实优化精简考核体系、指标和方式，强调要化繁为简，不搞“繁琐哲学”，把基层干部从繁复考核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精力用到抓落实上。比如，针对违规借调干部现象禁而未绝，特别是随意借调基层干部，削弱基层工作力量等问题，在以往制度规定基础上，从严作出“上级机关、单位原则上不得从县及以下单位借调干部”的规定，旨在严格规范上级机关、单位从县及以下单位借调干部，范围涵盖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在编在岗人员，包括中小学教师等，把基层“强身”和机关“瘦身”有机结合起来。比如，针对当前乡镇（街道）职责边界不清、权责不一致、责能不匹配等问题，作出“省级党委和政府指导本地区立足实际建立健全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并开展清理规范，加强清单动态管理，推动责权一致、责能一致”的规定，旨在要求省级党委和政府在对乡镇（街道）现有权责事项进行梳理评估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乡镇（街道）应当履行的职责事项，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强调对乡镇（街道）工作成效的衡量，要以履行职责事项清单执行情况为依据，防止部门以考核为名向基层转嫁责任。